说起江浙沪，大家总觉得是一家人。这话其实只说对了一半。从汉代扬州刺史部开始，无论是唐代的江南东道、宋代的两浙路以及元代的江浙行省，苏南上海与浙江确实是一家人，但江北部分除外。
虽然明朝组建了南直隶（包含今天沪苏皖两省一市），将江南江北捏到了一起，并且在嘉靖年间，为了抗倭，一度设立过包含南直隶与浙江等省在内的浙直总督，但那只是一个临时职位，且时设时废，前后总共才存续了十几年。
进入清朝后，地方八大总督的常设制度倒是确立了，但江浙沪却不再一家亲了。其中沪苏皖与江西归两江总督管辖，而浙江与福建则为闽浙总督的辖地。所以至少在有清一代200多年间，浙江和福建才是一家人，其“CP”时长远超江浙沪组队的年数。虽然随着清朝覆灭，浙闽开始渐行渐远，但两省的相像之处还是有很多的。
地理上，浙闽两省都是面积小省，前者10.2万平方公里，后者稍微大点，但也才12.13万平方公里，在全国省区里分别排名倒数第四和第六。地形上，两省均以山地丘陵为主，其中浙江是“七山一水两分田”，福建则为“八山一水一分田”。如果非要说两者的差异，就是浙江比福建多出一块面积稍大且完整的杭嘉湖平原。看两省上半年的GDP数值，差距（13170亿）几乎也就是一个杭嘉湖（14748亿）。
经济上，由于地处对台前线，改开前国家在两省几乎就没什么资产金额的投入和产业布局，比如“一五时期”著名的苏联援华156个重点项目，浙闽两地的收获都为0。改开后依靠自身努力，浙江与福建又均实现了经济高速成长，不仅GDP排名分别从1978年的第12位、23位，上升至如今的第4、第8位，成为改开以来位次上升最多的两个省份，还诞生了著名的温台模式和晋江模式。
可以说，浙江人和福建人是富有马克思·韦伯所谓“资本主义精神”的两个杰出群体，其所在省份也堪称中国经济发展的“模范生”。
8月25日，福建发布《关于实施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推进高水平发展的意见》。3天后，浙江省政府新闻办也举行了《浙江省促进民营经济高水平发展若干措施》新闻发布会，推出“民营经济32条”。
福建、浙江等省连接针对民营经济出台扶持文件的一个大背景是，今年以来，面对艰困的经济发展形势，民营经济再次受到重视。多地召开“企业家座谈会”，各级政府也着手逐步优化营商环境，积极改善社会心理预期、提振市场发展信心。
到7月7日，国务院经济发展形势专家座谈会上更是提出，要建立完整政府与非公有制企业等各类企业的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，及时改进政策举措，进一步提振信心、稳定预期。
十几天后的7月19日，中央正式对外发布《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》，文中首次将民营经济定位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，是经济高水平发展的核心力量，并从制度和要素两个层面给予资源保障。
此后，国家发改委、商务部、工信部等部委“一把手”多次会见各行业企业负责人，提振企业未来的发展信心。而四川、云南、辽宁等地方领导班子也通过召开电话会议、联合调研等方式，释放对当地民营经济发展的支持信号。
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丛亮9月4日公布，近日，中央编办正式批复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内部设立民营经济发展局，作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专门工作机构，加强相关领域政策统筹协调，推动各项重大举措早落地、见实效。
浙闽两省的特殊性在于，他们都是民营经济大省，民营经济增加值占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均超65%。其中，福建泉州、浙江温州的比重更是超过80%，远高于另两个民营经济大省广东（60%左右）和江苏（57%）。虽然后两者的民营经济增加值总量超过浙闽，但就民营经济代表性来说，还是首选浙闽。这也是怎么回事，两省针对民营经济的“新政”会如此引人关注。
毕竟，虽说目前的经济大环境下，各省都难，但浙闽两省的挑战显然跟民营经济的压力关系更大。比如浙江，前一阵我随秦朔老师去宁波调研，听到不少小巨人、单项冠军级别的民营外贸企业感慨：去年难，没想到今年更难！
至于福建，影响就更大了。上半年全省GDP增速才3.8%，比全国增幅（5.5%）低了1.7个百分点，在前十大省份中仅略高于湖南（3.6%），排名也因此掉了一位，被湖北反超。省内三大龙头城市则集体“哑火”，其中省会福州GDP被合肥、济南赶超；经济强市泉州增速（3.1%）在万亿GDP城市中排名倒数第二，仅高于东莞（1.5%）；而省内行政级别最高的厦门，增速更是低至1.2%，位列15个副省级城市倒数第一。
正因如此，翻看浙江、福建最近发布的两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文件，可谓诚意满满、干货多多。
比如福建提出，到2027年要建成“具有福建特色的非公有制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模式和服务链条”。而浙江更是将困扰民营经济的贷款难、贷款贵等“心病”——“玻璃门”“旋转门”“卷帘门”等隐性壁垒，“不能投”“不敢投”“不愿投”等现象，以及政商关系“清而不亲”、负面舆情困扰、拖欠账款和恶意讨薪等问题，通通摆到了明面上，表示要“从非公有制企业最不满意的地方改起、从民营经济最需要的地方做起”。
事实上，这样一些问题不止存在于浙闽。对全国而言，提振民间投资信心、壮大民营经济，意义都是无需多言的。
关于民营经济，一个常见的说法是56789，即它贡献了50%以上的税收，60%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，70%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，80%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，90%以上的企业数量。
可以毫不夸张地讲，经过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默默生长，民营经济已经成长为中国经济的主力军。动摇民营经济这个根本，就是动摇中国经济的国本。
当前，受内外部多重坏因的叠加影响，民营经济的发展遭遇到不小的困难，而这不仅对企业经营者、所有者造成了巨大影响，事实上最终遭殃的，还是我们普通人。比如最近引发全社会关注的失业率，就跟大厂裁员、某些行业转型有莫大关系，而这一些行业几乎都是民营经济的天下。
至于说国企，虽说单个体量庞大，500强名单上数量仍占大头。但就全社会而言，46万家的国企数量只有不到民企数量（4200多万户）的一个零头，其吸纳就业的能力其实非常有限。加之各种萝卜招聘、近亲繁殖、三代接力等现象的普遍存在，企图依靠国企来充当蓄水池，解决目前的“就业难”问题，恐怕不太现实。
所以，要想实现稳增长、保就业的预期目标，还得靠数量占全国企业总数99.8%的民营企业。
当然，扶持和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，不仅有助于解决存量的就业问题，更重要是，它还可以激发人们的创业热情，从而进一步创造出新的增量就业机会。
前一阵有个说法，“江浙沪没有夜生活”。我想，其中一个原因或许是江浙沪，尤其是浙江人都在忙着创业，没空享受夜生活。比如被媒体称为浙江“新四军”的浙大系、阿里系、民营系、海归系，他们的一个共同特征是都有着昂扬的创业激情。为了鼓励这种激情，浙江去年甚至还发文，大学生创业失败，贷款10万以下的政府“兜底”代还。
而作为“新四军”主要根据地的杭州未来科技城，也因此与北京、天津、武汉等其他三个由央企主导、国家队唱主角的“未来科技城”有了气质上的明显差异。
无论是发展的速度、在所在城市甚至所在省份的产业权重，杭州未来科技城都是最高的。它从杭州城西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，崛起为杭州城市第三中心，仅仅花了十来年的时间。而这与其说是“浙江速度”“杭州速度”，不如将之归功于浙江的“民企速度”。(关于杭州未科的发展历史，可详见旧作《十年树城:从希望的田野到杭州第三中心》《杭州未科启示录:在无路处找路，给不确定以确定》)
当然，民营经济的意义绝不仅仅是对内的，在对外方面，民企的作用同样不可替代。
最近读到郑永年教授的一篇文章，是他在第四届新时代沿边开放论坛上的一个发言稿，提到“第三次对外开放”——
相对于战争后的第一次被动开放，改革开放后的第二次主动开放，疫情后的中国，对内，统一大市场尚未形成；对外，一些国家想要封杀中国，卡脖子，搞脱钩。郑教授认为，这样的一种情况下，中国亟需“第三次开放”。
说起对外开放，同样不能不提福建与浙江。几年前，我在福建参与当地某申遗项目的规划，走了不少地方，对当地的开放性印象非常深刻。比如厦门鼓浪屿上的“国际历史社区”，就是当年的南洋华侨所建。而泉州现有的两所本科大学——华侨大学和仰恩大学，或是面向海外华侨的，或是由华侨捐资新建的。我的那些福建朋友，家里或多或少都有海外关系。
难怪网上有种说法，“福建人全球免签，出国只要妈祖同意”。话虽戏谑，但福建人身上的开放性、国际观，确实是当下中国所需要的。
至于浙江，也不乏青田、温州等侨乡。记得2020年疫情暴发之初，温州是仅次于湖北的重灾区。当我们还窝在家里、刷着手机为温州担忧之时，从欧洲到北美，从澳洲到东南亚，海外温州人已经积极行动起来，将一批批的口罩、防护服等抗疫物资寄往家乡。可以说，正是因为有了这支强大的海外援军，温州才得以平稳地度过危机，它的那位网红市长也才有底气与白岩松在央视上谈笑风生。而闽浙的这些海外关系，大多是靠民企搭建起来的。
不同于国企“走出去”参与的都是大工程、大项目，为了顾及当地人的感受，常常又是捐钱建医院学校，又是雇佣当地工人，真正能赚多少钱不好说。而华侨走出去往往是从最低端的服装、餐饮做起，挣的都是辛苦钱。在改革开放初期，侨汇曾一度支撑了很多地方的发展。
今天，无论是浙江的“世界浙商大会”，还是福建的“世界闽商大会”，与会人员多为在海外的本省籍非公有制企业。他们“走出去”不靠国家，却打开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。而等他们发达了，再回来，又能促进外循环与内循环的融合发展。
考虑到当前严峻的外部环境，靠什么实现郑教授呼吁的“第三次对外开放”，我看还是得靠非公有制企业。这方面，福建是有眼光的，在最新的文件中专门提到，“支持非公有制企业打造全球闽商经贸协作网络，深度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，拓展民营经济发展空间”，为此还将“探索建立领导干部挂钩联系省内外商会机制”。
事实上，这一轮民间投资的回落，除了经济层面的困扰，据我观察还有一个隐秘的原因，就是被网上一些言论给吓到了。
过去一段时间，质疑、批评甚至刻意丑化民营经济的言论在网上甚嚣尘上。个别所谓“大V”以莫须有的猜测，对某些民营企业家进行围攻；也有所谓“学者”，发出“民营经济已完成使命，应该退出历史舞台”的奇谈怪论。
但如果我们回顾改革开放历史，这样的杂音其实一直存在。80年代民企的胆子更小，90年代“姓资姓社”的争论音量更大。那后来这些困扰民营经济发展的负面舆情都是如何消除的呢？
一方面固然是通过深化改革。比如1992年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确立后，掀起了一股下海潮；而2001年的成功入世，更是将中国经济带入到国际市场体系，民营经济由此迎来了发展的高潮。
但另一方面，针对负面舆论的及时反驳、有效管控，对于安定民企人心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。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南方谈话，它不仅终结了社会上关于“姓资姓社”的无谓争论，也由此打开了中国改革的“第二春”。我注意到，在中央促进民营经济发展“31条”出台后人民日报配发的评论中就指出，“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，是长久之策，不是权宜之计”，并提到要“依法严厉打击以负面舆情为要挟进行勒索”。
而这次“浙江32条”中，针对非公有制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普遍反映的政商关系“清而不亲”、负面舆情困扰、拖欠账款和恶意讨薪时有发生等问题，也明白准确地提出了“234”措施。
但我仔细看了这些措施，多围绕解决政商关系“清而不亲”、拖欠账款和恶意讨薪等问题，对如何及时有效化解负面特别是恶意的负面舆情，着墨并不多。上述“大V”、“学者”，至今仍在网上“畅所欲言”。
